不良贷款面临年度大考 中行、建行软肋却依然

10月20日，一个来自银监会的3人小组匆匆离开江苏，完成其巡回调查第一站的工作，奔赴下一个省份。

这是银监会对全国范围内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调查的多个小组之一，调查员们主要由负责监管国 有商业银行的监管一部的人员组成，由于人手有限，范围太广，多数小组都要走访2个以上的省份。

他们的使命是——按照公开的说法——了解四大行不良贷款的变化及原因，查看固定资产项目贷款清理工作的落实情况，并督促这些银行进一步加大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

而据一位参与调查的人士透露，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在于，“年底考核的时间要到了，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又是注资又是核销，效果到底怎么样，是给国务院交卷的时候了”。

重点调查中、建两行

在江苏的三天调查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变化和原因、股份制改革的进展是调查组关注的两个重点。

此前银行的一个普遍担忧是，调查会否成为银监会举起监管大棒的前奏？10月18日，调查小组落地南京，立即打消了人们的疑虑。一位调查员表示，这次只是调查，不是检查。这意味着，调查形式仅限于有关情况的汇报和说明，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结束之后也不会处理人。

果然，逗留江苏的三天，调查小组既没有到银行查帐，也没有对任何人或机构提出处理意见。“主要就是座谈，围绕不良贷款和股份制改革两个内容展开，了解各方面的进展。”知情人士说。

在江苏，与商业银行的座谈共举行了2次。一次在南京，调查组约见了建行江苏分行和中行江苏分行的行长，江苏银监局的有关负责人也参加了座谈；第二次在苏州，四大行苏州分行行长，以及江苏银监局国有银行监管一处和二处的相关负责人位列其间。

“江浙沪是全国银行业情况最好的省市，不良贷款指标比全国平均水平好得多。”江苏银监局一位人士说。面对这样一个表现优良的省份，调查组对南京和苏州的选择显然是有的放矢。

在今年上半年震惊全国的“铁本”事件中，中行江苏分行和建行江苏分行是贷款的“重灾区”，两行累计有20多亿元贷款受累于此，被划入不良贷款的行列。现在，铁本重组方案仍在接受国家发改委的论证，重组时间估计会推迟到明年。

苏州则被德隆事件牵扯。苏州约有三四家企业在原德隆旗下，虽然原本自身经营良好，企业运转正常，但老板出事，使得各家债权银行纷纷下调这些企业的信用等级，续贷困难。数月前，苏州银监局牵头数家债权银行共同组成银行债权委员会，统一安排贷款清理和偿还事项。该事件牵扯了多家银行，约有一两亿元不良贷款产生。

座谈会上，怎样为这两起贷款“减灾”是调查组重点关注和谈论的内容。

会上，首先由各家分行的行长汇报本行的不良贷款、股份制改革的进展等情况。随后，对于增加或减少的不良贷款，调查人员都进行详细的询问和分析。“不管不良贷款增加了还是减少了，都要把原因搞清楚，以便摸清不良贷款的变化趋势，作为下一步股改的参考。”一位参会人士表示。

“双降”背后软肋依然

仅就不良贷款而言，调查组在江苏应该得到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中行江苏分行一位人士表示，早在调查组下来前一周，他们就接到了江苏银监局的通知，并于10月16日向该局提交了关于不良贷款等各项指标的报告。

实际上，去年以来，银监会就开始按月监测四大行的不良资产情况，按季进行考核。但是，外界经常会质疑公开数据的准确性。今年以来，一些国有银行聘请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内部审计，从审计结果看，不良贷款率大约存在0.5％－1％的误差。虽然通常3％以下的误差都被视为基本合理，但在国有银行强调双降的关键时刻，这显然不容忽视。

座谈会上，行长们向调查组说明，他们已经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将一些正常类贷款调整到了不良贷款中。“虽然不良贷款暂时会增加，但还是这样审慎一点好，可以为今后走向资本市场打下良好的基础。”江苏银监局局长周忠明说。

计入上述调帐的因素之后，今年1－9月，江苏省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新增129亿元，但总体看来比年初累计下降338亿元，净下降209亿元。

据江苏银监局有关人士介绍，新增的129亿不良中，有约40％左右是受宏观调控影响、部分项目下马或暂停造成的，包括铁本事件中新增的20多亿。国有商业银行则除了自己清收，还得益于政策性剥离，不良贷款比年初下降152亿元，占比10.52％，比年初下降3.37％。

但周忠明并不乐观。

他认为，硬指标的良好主要得益于当下的三个因素：一是国家在政策上的支持，今年上半年，江苏的中行、建行、交行共核销了200多亿坏帐；二是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较好，很少有新的不良贷款冒出来；其三，银行当前的盈利状况很好，有财力消化不良。今年前三季度，江苏省银行业帐面利润为101亿元，同比增长54.2％；国有商业银行实现利润55亿元，同比增长29％。有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前三季度的利润增长甚至超过了250％，预计年底将达到300％。

周忠明指出，经济周期也有阴晴圆缺，现在经济在高位运行，但是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被动性。他告诫银行行长们说：“我们正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杂状态，过去经济总是达到巅峰之后就逐渐滑落，而这次经济在高位运行具有不确定性，把握难度很大，绝对不能因为当前的欣欣向荣而盲目乐观。”比如说电厂的繁荣是因为现在比较缺电，以后不缺电了电厂项目还会那么好吗？

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硬指标完成的背后，还有许多软指标远未达标。“真正困难的是转换机制。”周说，“形式容易做到，比如引进现代银行制度，达到几项监管指标，但要真正收到成效，非得转换银行的经营与风险管理机制。成为一个实质上的现代银行还要花大力气。”

此观点与前不久一个引起舆论哗然的排名遥相呼应。半个月前，央行营业管理部对北京辖区内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进行排名，四大行位列最后。而是次排名最关键的考察因素就是公司治理。央行报告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是造成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竞争力差距的根本原因。

作为银行监管部门，银监会对这一问题也十分清楚，10月18日，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中行、建行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是，建立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等任务更为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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